20世纪30年代，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城，一批精美的汉代丝织品被考古队发现，其中包括一种被知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称为“汉式绮组织”的织物。

　　这是汉代普遍使用的纺织技术：平纹的地组织上，经线相间隔地织起三上一下的斜纹浮花。其中一块汉绮织有左右对称的双角兽，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对鸟纹绮十分相似。

　　丝绸之路的兴起，不仅使西方获得了丝绸制品，也使其学到了穿梭于经纬线中的纺织技术。处于东西方交流十字路口的新疆，集中出土了大量东汉魏晋至北朝时期纺织品。其中，新疆营盘95BYYM15号墓出土的红地人兽树纹罽(音同季)就是很好的实例，见证了东西方纺织技术经由丝绸之路的交融。

　　正是当时的巴尔米拉商人，从波斯人手中收入这些中国丝织品，然后转卖到罗马行省及沿海各地。

　　上海东华大学纺织学院教授屠恒贤认为，通过丝绸之路，西方不仅获得了轻柔细腻的丝绸制品，也学习了穿梭于经纬线中的纺织技术。

　　经中间商转手的丝绸制品十分昂贵，地中海区域各城市的纺织工人，便将丝与当地亚麻线重新混纺成新的织物出售，对丝的再加工促进了西方纺织技术发展。公元4世纪下半叶后，萨珊波斯丝织业兴起，在此基础上还开发了斜纹纬锦的新品种。

　　20世纪90年代，一块与巴尔米拉出土汉绮构图风格和织造技艺类似的汉绮，在新疆尉犁县境内罗布泊西侧的营盘遗址中出土。

　　处于东西方交流十字路口的新疆，见证了东西方纺织技术经由丝绸之路的交融。

　　多年来，新疆丝路沿线的古楼兰、营盘、且末扎滚鲁克、民丰尼雅以及吐鲁番等地，集中出土了大量东汉魏晋至北朝时期纺织品。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教授李文瑛近期完成的“纺织考古”相关课题，通过分析出土纺织品材质、纹样、技艺等，为丝绸之路的纺织技术与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佐证。

　　她介绍，早在公元前1世纪丝路畅通后，随着丝绸的大量输出，中原地区的蚕桑丝织技术就逐渐传入新疆地区。不晚于3世纪，养蚕技术已传入新疆，3世纪中期左右，新疆出现了复杂的地产锦等。随后，丝绸产品和丝织技术又经由新疆沿丝绸之路纵深传播。

　　“从史籍和考古资料看，汉晋时期，中国丝绸向西方传播在新疆境内主要通过丝路的南道和中道，丝织技术特别是提花织锦的技术，应最先为地处丝路沿线的主要绿洲城镇所借鉴。”她说。

　　汉晋时期，营盘地处丝路中道的交通要冲。上世纪90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营盘遗址发掘出百余座墓葬。其中，营盘95BYYM15号墓规格最高，年代大体为东汉末至魏晋前凉时期。墓主人为一男性，头戴贴金面具，袍服华丽，显示出生前不同寻常的身份和地位。

　　墓主人头枕鸡鸣枕，这是汉唐时期中原百姓常用的寝具，其面料正是对禽对兽兽面纹汉绮。可见，自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进行统治和管理后，西域人生活中也处处传承着汉文化。

　　而墓主人身上所穿的红地人兽树纹罽(音同季)，则是一件东西合璧的产物。它独特的双层毛织物，由红、黄两色经纬按排列比1：1平纹交织，描绘了以石榴树为轴两两相对的人物：他们裸体、卷发、高鼻，手持矛、盾、剑等武器作挥舞状，具有典型的古希腊、罗马风格。

　　人兽树纹罽外袍的两袖下半截则由几何纹锦绦拼缝而成，上面漂亮的涡云纹是典型的西亚风格。李文瑛分析说，从工艺织造技术上看，这类锦绦可能是在传统的中原平纹经锦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西域所产丝线纺织而成。综合人兽树纹罽的艺术、技术特征，研究人员推定它源于中亚大夏或犍陀罗等受希腊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

　　“这座墓出土的纺织品既有来自内地的丝织品，也有受东西方纺织文化影响而产生于当地的丝绸新品种，更有来自遥远西方世界的精纺的花罽。它们汇聚了西域本地及东西方不同的艺术、技术风格，从而表现出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李文瑛说。

　　西方纺织品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从纹饰开始的。李文瑛介绍，以新疆出土北朝丝绸纹样为例，除了传统的中国珍禽异兽，来自中亚、西亚、南亚一带的各种动物及神兽大量出现，如狮、象、孔雀、山羊、翼马、骆驼等。再如，魏晋以后，有西域文化特色的植物纹样也开始出现，比如最早传入的葡萄纹。

　　李文瑛说，在新疆出土的东汉魏晋至北朝时期的丝绸中，还有大量的显花织物，从技术上看，当时除来自内地的丝绸生产采用传统中原技术外，在新疆地区还出现了中亚技术体系的显花丝织产品。她认为，对于这些丝织物，尤其是对反映当时丝织技术最高水平的织锦所传达的技术信息还应深度挖掘，有助于深化丝绸之路纺织技术交流研究。